[20]用今天的人权眼光来看，理性非但没有成为推广人权的动因，反而成为划定非人的标杆，残害非人的口实。
因此基本法所调整的乃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垂直关系，基本权利对国家系一种义务要求。如《民法典》第241条第2款规定：债务关系得依其内容，使任何一方当事人负有顾及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法益及利益之义务。
[3]二、从基本权利的性质与功能体系来研究德国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问题。具体来说，《基本法》第1条第2款融合了国际人权文件中有关人权的自然法理念，直接规定人权是不可剥夺与不可侵犯的。是以，基本权利在私法关系中并不全然是以全有或全无的模式(Alles-oder- nichts- Modus)发生效力。对法院而言，是顾及且公平的原则，是一项顾及的诫命(Rücksichtnahmegebot)，有个案衡平的义务。第二是存在可判定私法立法是否合宪以及据以作出的民事裁判是否侵犯了当事人基本权利的宪法法院。
[90] 再者，私法争议的一方都可以主张基本权利受到法院的侵犯而提起宪法诉愿，并要求宪法法院对私法条款的合宪性与否或法院判决的合宪性问题进行审查。另外表达自由不是没有限制的，其行为只有在一般性法律所设定的界限内方受保护，是以职司审判的法官须将《基本法》第5条第1款所保护的表达自由与第2款的一般性法律(私法条款)所保护的法律利益进行比较权衡。（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
也正是因为如此，《行政诉讼法》第70条明确规定，行政行为被撤销的同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如果理解为严重程序违法应当判决撤销，则违背行政诉讼法适用确认违法判决方式，减少重复诉讼实质化解争议的立法目的。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如果甲、乙双方均不申请一并解决民事争议，根据合法性审查原则，人民法院对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直接相关联的事实，必须予以全面审查并作出法律判断。
〔2〕《行政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判决方式类型化，只是对法官判决作出各类判决法定条件的规定，法官采取何种类型的判决方式作出判决，不受原告诉讼请求和理由的限制。
3.一并审查规范性文件制度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第一审开庭审理前、有正当理由也可以在法庭调查中，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离开被诉行政行为，行政诉讼将失去目标和方向。1.一并审理民事争议制度 《行政诉讼法》第61条第1款规定，[9]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12〕《行政诉讼法》第69条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7.无效判决的适用条件 无效判决适用于行政行为存在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例如，一些地方通过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征收补偿方案明确规定，被拆除房屋不满45平方米的，补偿安置时按照45平方米予以安置，高于45平方米低于60平方米的部分按照成本价支付购房款。但是，如果被诉行政行为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同时又符合确认违法判决适用条件的，从有利于行政争议解决的角度考虑，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确认违法。4.履行判决应当尽可能具体明确 履行判决有两种判决方式，[15]一是判决被告行政机关限期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具体如何履行法定职责，判决不做限定。
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第36条第7项规定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以作出生效赔偿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1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不计算复利。
《国家赔偿法》第36条第7项规定，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对当事人起诉缺乏事实根据的，要引导当事人予以明确，确实无法明确的才可以裁定不予立案。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目的，仅仅考虑对当事人实体合法权利的保护问题。（二）审理阶段的化解争议制度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更多有利于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的审理方式，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要善于运用这些法定的审理方式，有效化解行政争议。这种情况下，原告主张的权利并不能当然地回到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前的状态。正因如此，关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诉讼目的，涉及的主要问题应当是行政赔偿、行政补偿问题。因此，行政诉讼中全面审查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原则，与民事诉讼法规定是相通的，两者并不存在矛盾，只是民事诉讼中的例外规定，在行政诉讼中成为普遍原则而已。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1.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替代维持判决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69条[12]规定的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的法定条件是：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由于报告未留下任何能够证明物品损失情况的记录或者其他资料，实际上被告在法庭上也无法举证证明原告的损失究竟有哪些、损失数额有多大。
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在强制执行过程中未进行现场勘测，未履行对物品的清点、登记造册法定职责，造成原告举证不能的，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行政协议行为同样是一个系列行政行为，包含签订协议行为、不依法履行或未按约定履行协议行为、单方解除协议行为、单方变更协议行为等。
文章来源：《法律适用》2017年第23期。（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类似的情形还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行为，这个行为也是一个系列行为，包含征收之前的公共利益项目的立项审批、用地批复、规划审批、违法建筑和临时建筑的甄别，以及征收决定和征收补偿方案、征收补偿决定或协议、违法强制拆除等许多行政行为。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通过提高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法定条件，加大对被诉行政行为的监督力度，满足当事人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诉求，实现有效化解行政争议的目的。乙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变更登记行为。[11]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应当直接依据上位法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断，在裁判说理部分对不适用该规范性文件理由予以充分说明，并依据《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在判决主文中建议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作出处理，接受建议的制定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建议的人民法院。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我们认为，该条的含义之所以强调轻微程序违法，是要加大对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的监督力度，克服以往按照司法解释规定对轻微程序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情形出现，应当理解为，即便是轻微的程序违法没有对原告实体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的，也应当判决确认违法保留效力。
笔者认为，凡是由行政行为造成的合乎情理的实际损失和必得利益，均应当属于直接损失的范围。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条件之一是，要有明确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例如，征收土地是一个系列行政行为，包括市政府请示征地的报告、省政府的征地批复、发布征收公告和征收补偿方案公告、征收补偿决定或协议、强制搬迁等一系列行政行为。[2]合法性审查原则是所有行政案件、贯穿行政诉讼全过程的基本原则
[4]参见〔美〕林·亨特：《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沈占春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页：人权需要三个密切相关的特征：权利一定是与生俱来的(人生来固有的)。[3] 当代的人权概念实际上设定了一系列权利的基本性质：固有性、平等性和普遍性。[20]Thomas Jefferson, Notes on Virginia, in Writings, Merrill D. Peterson edited, The Library of America, 2011，p.265. [21]See Dred Scott v. Sanford, 60 U. S.393(1857). [22]See Plessy v. Ferguson, 163 U. S.537(1896). [23]转引自前注[12]，〔瑞士〕胜雅律文，第257页。在实证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日益进入法律教学和研究之时，应该同时注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的作用。
[55]因而，书信体小说推广了平等的观念。[32] 而在实现普遍人权的过程中，理性主义的张扬是无济于事的。
胜雅律教授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写道： 普遍人权的历史是相当年轻的，它甚至没有50岁，并且，像人权对儿童的处理表明，它仍然没有结束，根除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年轻人、白人和有色人种的所有区别的普遍人权概念的深远意义——建立在抽象的普遍的世界范围的人的观念之上的人权概念的意义还没有被完全认识，特别是在西方。因而，在休谟看来，道德来自于情感，而非理性。
其基本逻辑是，启蒙理性使得人们摆脱旧有的压制和服从，冲破传统的网罗，确立个人自身的主体性和自治性。到了社会状态中，由于理性的出现，人们为自我保存去寻找各种各样的手段，特别是为自我保护而杀掉他人，计算的理性慢慢压倒了人的同情心，霍布斯笔下的一切人针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随即出现，虚荣心则是一切战争的根源。
